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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描述性之本体时还说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其本体已洞然矣（1994年，第376页）。

[12]（卷之十二）程以宁《南华真经注疏》谓：寓言犹《诗》之比体，即孟子言近而旨远之意。第二条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对待中的存在的，而且彼与此、是与非的判定是相对的。

总之，卮言作为合道之言，含纳寓言、重言而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它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也是哲学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它包含对的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这是我们把握卮言时应该认识到的。古人也曾见及此，如刘凤苞《南华雪心篇》说：诸注多以‘寓言、‘重言、‘卮言并列，不思‘寓言者寄之他人，‘重言者托于耆艾，缘有所指以证其言，‘卮言独无所指，不过谓言之随时而出，如卮之泄水，即此寓言两项出之无穷，但是和以天倪。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1]（P884）庄子后学去古未远，应该说最能得庄子立言之妙，故其提出的卮言、重言、寓言之论，成为后世研讨庄子语言特征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那么怎么理解天钧呢？天钧，即自然之陶钧，宇宙间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等）的存在模式，象一个不断运转的大圆盘，始卒若环，莫得其伦。) 进入专题： 《庄子》 。[82]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四。

[110]殷奎：《强斋集》卷五《圣节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陈元靓：《事林广记》丙集上卷帝系类《历代帝王传统之图》，中华书局影印元后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1999年。汉武帝、唐高宗和宋真宗的封禅均可如此理解。

故曹魏以下历代王朝均禁民间私藏图谶，尤以隋炀帝的禁令最为严厉。[110]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

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111]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89]此文大约作于宪宗三年（1253年），虽然当时蒙古尚未正式行用汉法，但郝经已将确定德运视为当务之急。

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文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23]《朱子语类》卷二四《论语》六为政篇下·子张问十世可知章，第2册，597页。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84]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连载于《史林》25卷4号（1940年10月）、26卷1号（1941年2月），汉译文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36]（元）李治：《敬斋古今黈》逸文卷二，刘德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58]此系顾颉刚先生语，见前揭《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466页。

（三）传国玺的沦落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秦之传国玺被视为正统王朝的一个象征性符号。[94] 终蒙元之世，始终未曾正式讨论过本朝的德运问题，然而明人却有元朝水德之说，何乔新《跋闽人余应诗》曰：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

……于是言者沮而封禅卒不行。进入专题： 五德终始说 。[30]《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不消说，朱子的无统说与欧阳修的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清人何焯云：正统有时而绝，欧公千古特出之见。

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正统有时而绝。[21] 无论是欧阳修的绝统说还是朱熹的无统说，都是与五德终始的基本理念相冲突的。

永乐十七年（1419年），礼部郎中周讷建请封禅，上曰：‘封禅非古也。（二）封禅之末路 封禅本是战国后期齐国方士创制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典礼，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它才与受命改制连成一气，成为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

[32]《宋会要辑稿》礼五四之一四。[63]宋儒对封禅的批评，主要理据是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

就我闻见之所及，这大概是宋代以前仅有的对五运说表示非议的言论。[18]依我之见，《通鉴纲目》不过是朱熹正统观念的一个史学文本的载体罢了。[109]朱元璋：《与元幼主书》，《全明文》卷五，第1册，54页。首先，宋辽金时代的政治家们仍继续热衷于讨论本朝的德运问题，并以之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首要依据。

吴晗先生认为，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明王之号以及朱元璋的大明国号，均出自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明教（摩尼教）久已与白莲教相混同，而红巾军的尚赤亦与他们信奉明教有关。……帝从其言，却而不用。

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那么，明朝人所标榜的德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元朝以前的五运说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115]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

[106]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剋，则亦当去羽。

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又据何乔新说：故老相传，（元）世祖取江南之时，有水竭火生之谣，盖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则继奇渥温氏起者，实赵氏之遗胤也。[81]《明史》卷二四二《程绍传》。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73]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制作·宝玺。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

[91]关于王恽建言德运事，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按王恽所谓国朝服色尚白，是指蒙古旧俗而言，与德运并无关系。

气运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个大阴阳也。既绍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绍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异哉。